“裸官”不裸要依靠制度

根据今年1月中央颁布的新修订的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，“配偶已移居国(境)外；或者没有配偶，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”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“裸官”，不得列为考察对象。广东要求，“裸官”不但不能提拔，已在重要岗位上的也要调整。（05月29日　《人民日报》)

　　目前，即使是普通工薪家庭，孩子出国，母亲陪读，也已非常普遍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裸官的出现，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，是社会进步的体现。让裸官“掌舵”党政一把手等重要岗位，会徒增权力“出轨”的风险。一方面，官员长期两地分居，防腐拒变的能力必然下降。中国通信建设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跃进，就将裸官的危害演绎的淋漓尽致，由于独自生活心理空虚，用性和冰毒麻痹自己，最终挪用公款5.8亿元。

　　更需要注意的是，部分官员成为裸官，并非是工作、家庭的原因，而是以此为契机，借机转移非法所得，为将来自己“上岸”铺路。想想看，李真、张曙光、卢万里，哪个不是因为孩子老婆出国，没了后顾之忧，才变得愈发肆无忌惮？ 此次，广东要求，“裸官”不但不能提拔，已在重要岗位上的也要调整。

　　官员作为公权利的执行者，理应有更高的要求。为官发财，应该两道，官员应读懂“为官不易”的内涵。为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，官员必须有所取舍。这即使对对组织负责，更是对自己负责。更何况，“为官不裸”，并非中国特色，而是国际社会的通用法则。俄罗斯、法国、越南都有明文规定，要求“为官不裸”。 制度之要贵在执行，让裸官唱“离歌”，关键要靠执行。有关部门要以抓铁有痕的狠劲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触碰“为官不裸”的高压线，就要发现一起，处理一起，绝不姑息。